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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经济法的基本定位探究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有赖于对经济法的正确定位。定位经济法的主困难在于如何熟悉和处理经济法和其他部分法(尤其是民法和行政法)的关系。纵向观之,在法制发展史上,经济法是适应经济的社会化发展的客观需,为弥补民法等传统法律部分对社会经济关系调整之“不足”和“失灵”,冲破公、私法的界限,应运而生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经济法和民法是一种“互补”关系。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横向经济关系极为发达;由于国家固守其“夜警”角色而对经济生活采取“不干预”政策,纵向经济关系极其萎缩。不妨把这种横盛纵衰的商品经济称之为平面型的商品经济。这种平面型商品经济求的主是保障当事人自由、自主地从事经济活动的法律规范和法律调整;而主旨功能正合这一求的民法,遂顺理成章地成为这一时期调整经济关系的几乎唯一***。但随着社会经济不断社会化,垄断、外部不经济、信息偏在、公***品、市场调节的盲目性等新题目严重窒息经济活力,并且危及国民经济的稳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频频爆发的经济危机即为其极端表现形式。在此危机存亡之秋,国家不得不伸出其“有形之手”,对经济生活进行自觉的协调和参和;纵向经济关系随之发展并发达起来,并成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内生因素。这种纵横经济关系盛荣且彼此交融的商品经济,可称为立体型的商品经济,即现代市场经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固然和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轨迹殊异但却殊途同回,二者属高度社会化的商品经济,因此具有广泛的性。在这种立体型商品经济的条件下,民法依法调整着价值规律自发功能的、以自由和自主为原则精神的那部分商品交易关系,即大部分横向经济关系。对于纵向经济关系和国家自觉运用价值规律进行参和和协调的那部分横向经济关系,由于渗透了权力、等级、命令等因素,民法的同等、自由等私法原则遂告“失灵”;行政法囿于其“命令服从”的公法本性,也难以调整这种公、私情融的经济关系。以公、私法融合为主特征的经济法、劳动法等新兴法律部分监危受命,应运而生。可见,经济法自产生伊始,就不是“替换”民法而统辖整个经济关系,而只是弥补民法等传统法律部分之不足,并为恢复和维护其正常、有效的功能而营造良好的宏观环境和秩序空间。另一方面,民法的基础性调整也给经济法有效发挥功能提供了微观基础。二者互为补充,相辅相成,乃精妙配合的“褡裆”关系。横向观之,经济法和民法等部分法组成了一国的法律体系,作为一个系统功能于社会经济关系。作为系统组成部分的各部分法之间尽不是相互孤立的,更不是根本冲突的,而是有机关联、内在协调同一的。这是系统论的一般观点。从这一角度可以说,经济法和民法是一种生存关系。民法站在社会个体的角度,保证每个市场主体自由、自主地进行经济活动,维护交易秩序和交易平安,以求个体利益最大化。只有当当事人的行为触犯社会整体利益时,民法才从外部进行一种形式上的禁止。但是,对超出微观交易秩序以外的竞争秩序和再分配秩序以及部分非凡的交易秩序(如政府经济合同关系的维护,民法则力所不逮。这也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垄断、不正当竞争、社会分配不公等新题目得以产生并严重存在的原因之一。经济法站在社会整体的角度,以社会整体利益为首位,从外部协调和内部规制两个方面规范市场主体行为,平衡协调社会个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维护竞争秩序和再分配秩序,以达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社会整体利益并非外在于社会个体利益的异端,而是各别个体利益的公道存在条件和界限。可见,经济法和民法是从不同角度,按不同分工,相辅相成,内在协调地功能于同一社会经济关系系统的;它们负有的同使命是解决现代市场经济的几大基本矛盾,即社会个体经济利益和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矛盾、经济自由和经济秩序的矛盾、经济***和经济中的矛盾以及效率和公平的矛盾等。由此观之,经济法和民法是生存、协同作战的“战友”关系,而非有些人以为的水火不容、此生彼灭关系的熟悉,我们可以对经济法作一基本定位作为独立法律部分的经济法,是现代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它和民法等法律部分协调发展,协同功能,耦合于对市场经济的法律调整运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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